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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
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
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
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——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。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。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，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，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。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。
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，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。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，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。她的自恋、敏感、时尚、优雅、纤细、尖刻、算计、世故和练达，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，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。那些“兀自燃燒的句子”，诸如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”等等，令张粉们心旌摇荡。诡丽的“张语”如天籁之雨，降临在她们头上，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。
张爱玲遗留
的摩登影像，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。她生前的口红、眼影、粉盒、假发，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；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，风姿绰约，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。“超级的宽身大袖，水红绸子，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，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——也许是如意”，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，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。更多的青年小资，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。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。
的摩登影像，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。她生前的口红、眼影、粉盒、假发，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；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，风姿绰约，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。“超级的宽身大袖，水红绸子，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，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——也许是如意”，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，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。更多的青年小资，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。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。 张爱玲的自恋，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。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，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，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，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。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，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。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。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，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身的影子。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，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，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。
正如其小说《流言》所暗示的那样，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，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
好。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。她的早期小说，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，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。不仅如此，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，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。在其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问世之后，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，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。张爱玲本人的“裸体”出演，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。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。
好。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。她的早期小说，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，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。不仅如此，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，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。在其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问世之后，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，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。张爱玲本人的“裸体”出演，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。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。 这就是“张爱玲魅力”的四种根源，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。张谢世之后，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，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（如电影《色戒》的公映）中粉墨登场，扮演她的守望者，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。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。张的拥戴者，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。
但殖民地的张爱玲，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，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。张的一生，至少分为三个时期：殖民地小资期、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，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，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，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。
在我看来，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。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，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——从华美的袍子里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。1952年以后，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，甚至抛弃《小艾》式的歌德主义实验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，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，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。
《赤地之恋》和《秧歌》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，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，探寻“土改”的真相，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，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——人性的扭曲、谎言的嚣张，工作组干部的卑劣、知识分子的堕落、“地主”的无辜，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。时代是仓促的，已经在破坏中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。”是的，五年以后，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，导致了无数“乡下人”的非正常死亡。（该段发表时被删） 革命叙事、乡村叙事、底层叙事、女性叙事、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，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，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，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。在中国现代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，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，完成了对“乡村革命”的痛切反思。跟《赤地之恋》相比，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《秧歌》显得更为精妙，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。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、以及纵火、死亡和秧歌场景，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。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。（该段发表时被删）
美国时期的张爱玲，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。她的《红楼梦魇》毫无才情，写得枯燥乏味，令人难以卒读，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；而与此同时，她依然在奋笔书写《小团圆》，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。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。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，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：一方面精于世故，一方面不谙世事；一方面冷漠寡情，一方面婉转多姿；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，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。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，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。那个“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”，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。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、交谈和来往。《小团圆》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。她穿越时光，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，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。
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，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，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：她容颜衰老，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，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。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；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，张爱玲没有笑意，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。这超出常规的举止，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。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，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。 《小团圆》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。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，也是《秧歌》祛魅叙事的延续：华袍捉虱运动，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。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，张爱玲向自身发出了“致命的”一击。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“他者”，以自我解剖的方式，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，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。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，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，笔触节制，语气超然，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，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。她藉此嘲笑自身，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，但这不是所谓“自虐”的需要，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。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。
张爱玲卒于1995年，又在2009年版的《小团圆》里第二次死去。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，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。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。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，在两度谢世之后，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。
（本文原载《南方都市报》。发表时，编辑未经我同意，擅自改动标题，并删除两个核心段落，导致文意无法正确传递。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，读者若要引用，请以此为准）
本文题图：刘野《张爱玲》
杰夫上传
天涯默客批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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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06-12 11:59:52
她的自恋、敏感、时尚、优雅、纤细、尖刻、算计、世故和练达，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，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。那些“兀自燃燒的句子”，诸如 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”等等，令张粉们心旌摇荡。诡丽的“张语”如天籁之雨，降临在她们头上，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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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重新认知了张爱玲。
学习并欣赏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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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重新认知了张爱玲。
学习并欣赏中。
好文啊：
朱大可大可诛
朱大可人如其姓，实在让我不喜欢，原因如下文。
他常到各处指点、发言，所以我就在他的朱面前加个言字旁，所谓姓如其人，“诛”一字就能代替朱大可在到处发言评论的图景，可谓形象，画面感超强，你看那言字旁像不像他那张张大的嘴。并且此字独朱大可一人可以享用，因为天下朱姓无数，好人也无数，但所谓的文化评论家就他一人，这个字就归他一人终身受用去吧，如有他人雷同，实属抄袭我原创。如我崇敬的——朱大可的爸爸鲁迅先生所造一“猹”字，此字特指一田间小野猪，我为朱大可造一特殊意义的“诛”姓，是为诛大可，可谓相得益彰，恰如其分。
其实诛字，在中国古代是有特殊意义的，比如一代阉门奸人魏忠贤，就是被明思宗给诛杀了的，此人一生张狂跋扈，处处搞破坏，自然这样的下场了。
“朱大可大可诛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，意思他也到了可以被诛一下的程度了，朱大可实在无甚才德，整日砸东砸西，他不是个文化建设者，他是那种在文坛开推土机的人。瞧着哪个山头高了、风光秀丽了、木秀于林了，他就开着推土机一股脑冲上去，不破坏了不停歇的小人，嫌自己的推土机开得慢了，还不惜放几个屁，权当火箭推进器，势不可挡地冲向文化建设者和原创者，抢占山头，这就是朱大可成天所做的事情。
朱大可的丑恶之处，至少有五个方面：
一是：朱大可像宣旨太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朱大可露脸出来在屏幕上演讲时，总是正襟危坐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大有刚从万里快马下来，手持圣旨，宣布这几年在澳洲美洲小洋洲南北极洲研究出来的文化真理，不容置疑无可颠覆的真理，然后极其自信地强迫天下人信他的研究成果，就差评论完加上一句“受众好好领悟，务必遵我朱大可之旨执行，钦此！”
二是：朱大可的名字让人觉得奇怪。初一看倒让我想起前苏联的将军朱可夫，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大贡献，这到是个好名字，但到了朱大可那里，他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的法西斯。朱大可的名字，让我想起的总是这些词，朱可乐，大瓶可乐，朱可可——洛可可到是种美观的欧洲建筑风格，那朱可可是怎么样的建筑风格，肥头大耳？
朱大可大可诛
朱大可人如其姓，实在让我不喜欢，原因如下文。
他常到各处指点、发言，所以我就在他的朱面前加个言字旁，所谓姓如其人，“诛”一字就能代替朱大可在到处发言评论的图景，可谓形象，画面感超强，你看那言字旁像不像他那张张大的嘴。并且此字独朱大可一人可以享用，因为天下朱姓无数，好人也无数，但所谓的文化评论家就他一人，这个字就归他一人终身受用去吧，如有他人雷同，实属抄袭我原创。如我崇敬的——朱大可的爸爸鲁迅先生所造一“猹”字，此字特指一田间小野猪，我为朱大可造一特殊意义的“诛”姓，是为诛大可，可谓相得益彰，恰如其分。
其实诛字，在中国古代是有特殊意义的，比如一代阉门奸人魏忠贤，就是被明思宗给诛杀了的，此人一生张狂跋扈，处处搞破坏，自然这样的下场了。
“朱大可大可诛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，意思他也到了可以被诛一下的程度了，朱大可实在无甚才德，整日砸东砸西，他不是个文化建设者，他是那种在文坛开推土机的人。瞧着哪个山头高了、风光秀丽了、木秀于林了，他就开着推土机一股脑冲上去，不破坏了不停歇的小人，嫌自己的推土机开得慢了，还不惜放几个屁，权当火箭推进器，势不可挡地冲向文化建设者和原创者，抢占山头，这就是朱大可成天所做的事情。
朱大可的丑恶之处，至少有五个方面：
一是：朱大可像宣旨太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朱大可露脸出来在屏幕上演讲时，总是正襟危坐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大有刚从万里快马下来，手持圣旨，宣布这几年在澳洲美洲小洋洲南北极洲研究出来的文化真理，不容置疑无可颠覆的真理，然后极其自信地强迫天下人信他的研究成果，就差评论完加上一句“受众好好领悟，务必遵我朱大可之旨执行，钦此！”
二是：朱大可的名字让人觉得奇怪。初一看倒让我想起前苏联的将军朱可夫，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大贡献，这到是个好名字，但到了朱大可那里，他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的法西斯。朱大可的名字，让我想起的总是这些词，朱可乐，大瓶可乐，朱可可——洛可可到是种美观的欧洲建筑风格，那朱可可是怎么样的建筑风格，肥头大耳？
首先欣赏此文。
其次，关于张爱玲，我觉得先生还是有些缠夹，就是用政治与文艺的二元理论来看待张爱玲，不管张爱玲的粉丝有多么无聊。但是以我个人浅薄的见解与有限的阅读量，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间，他始终是佼佼者，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，我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一，她的阅读习惯。二，她的感性定势，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她的个人的不可替代的天赋。不过比起同时代的钱钟书，她的文学未必能够超越，就是因为他始终还是有些“小家子气”，他的文体是相当个人的，但又是陈旧的，比如她对旧时环境的描写，以及在红楼梦里借鉴下来的对这种“典型环境”的描绘，她最大的问题是始终无法超越自己，同时这种局限性又是她成功最大的法宝，因此她比当时所有出名的女作家像冰心、丁玲、萧红都要来得独特，因为她只是写她自己，从而见证并超越了她那个时代。但是相比钱钟书的老道，她又太个人了（这看似矛盾而并不矛盾），她无法像钱氏那样对生活上升到“哲理”的概括，所以她的作品有才气，但就像上面一位博友所谓，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“二流”，也就是没有深度。这是她最大的问题，所以她的《金锁记》乍一出炉很新鲜，读多了就会让像傅雷这样有世界眼光的人“腻”。
所以，尽管我认同先生后面的观点。但我不同意仅用“市民气”这样相当无谓的名词来涵括张爱玲，不管她在世界文坛上怎么样？但是相比于同时代以及当代的许多女作家的“矫揉造作”，她是一个最真诚的人，因为她个人，因为她不是用意识形态来写作。她知道自己的市民气，并愿意沉浸其中，做一个“大时代的小人物”，她喜欢生命是一袭华丽的锦袍，同时也明白，锦袍上有虱子，也许，她还以作弄它们为乐呢？
殖民地啊，小资啊，都市文学啊，这些都是概念，用概念来解析文学现象，有时是不适当的，文学真正的受众，有时不是教授，也不是批评家，而是普普通通的读者，有独特感性认识的读者，虽然他们往往也很需要教授与批评家们来指导，来剖析，来帮助这些读者们鞭辟入里的认识什么叫文学！
再次问候先生。
其次，关于张爱玲，我觉得先生还是有些缠夹，就是用政治与文艺的二元理论来看待张爱玲，不管张爱玲的粉丝有多么无聊。但是以我个人浅薄的见解与有限的阅读量，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间，他始终是佼佼者，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，我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一，她的阅读习惯。二，她的感性定势，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她的个人的不可替代的天赋。不过比起同时代的钱钟书，她的文学未必能够超越，就是因为他始终还是有些“小家子气”，他的文体是相当个人的，但又是陈旧的，比如她对旧时环境的描写，以及在红楼梦里借鉴下来的对这种“典型环境”的描绘，她最大的问题是始终无法超越自己，同时这种局限性又是她成功最大的法宝，因此她比当时所有出名的女作家像冰心、丁玲、萧红都要来得独特，因为她只是写她自己，从而见证并超越了她那个时代。但是相比钱钟书的老道，她又太个人了（这看似矛盾而并不矛盾），她无法像钱氏那样对生活上升到“哲理”的概括，所以她的作品有才气，但就像上面一位博友所谓，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“二流”，也就是没有深度。这是她最大的问题，所以她的《金锁记》乍一出炉很新鲜，读多了就会让像傅雷这样有世界眼光的人“腻”。
所以，尽管我认同先生后面的观点。但我不同意仅用“市民气”这样相当无谓的名词来涵括张爱玲，不管她在世界文坛上怎么样？但是相比于同时代以及当代的许多女作家的“矫揉造作”，她是一个最真诚的人，因为她个人，因为她不是用意识形态来写作。她知道自己的市民气，并愿意沉浸其中，做一个“大时代的小人物”，她喜欢生命是一袭华丽的锦袍，同时也明白，锦袍上有虱子，也许，她还以作弄它们为乐呢？
殖民地啊，小资啊，都市文学啊，这些都是概念，用概念来解析文学现象，有时是不适当的，文学真正的受众，有时不是教授，也不是批评家，而是普普通通的读者，有独特感性认识的读者，虽然他们往往也很需要教授与批评家们来指导，来剖析，来帮助这些读者们鞭辟入里的认识什么叫文学！
再次问候先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