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   2009是一个充满寓意性的年份：改革开放后30周年，共和国创建60周年，“五四运动”90周年，洋务运动140周年……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节点上，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，然而，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——不动声色却又蓄满力量。
   正值五四前后，一部讲抗日到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故事的电视剧《潜伏》正在热播，而一本由张小平先生所著的《首富真相——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》也正在热卖。
   这几个不同时期的述事，看似毫不相干，在我看来，却是一条时空链上的紧密相扣的几个环节。 

   “五四”这个词，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，它在大陆成了青年节、在台湾成了艺术节。不管怎么演变，甚至将它简化得只有两个字：爱国，也无法脱离历史的维度。
   1919年5月4日，这天所发生的事情永远值得铭记——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游行示威，他们打出“誓死力争，还我青岛”、“废除二十一条”、“抵制日货”、“宁肯玉碎，勿为瓦全”、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等口号……经过学生们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，游行示威取得了累累硕果。北洋军阀迫于压力，不仅按照学生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的要求，惩办了交通总长曹汝霖、货币局总裁陆宗舆、驻日公使章宗祥，最后还顺从民意，拒签了《巴黎和约》。
   或许“五四”只是一个爆发点，它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密不可分。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近80年间，救国救亡运动一直都没有间断过。李鸿章的“洋务运动”到后来的“公书上车”都是仰仗着皇权的自我觉醒似的改革，而直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才开始涉及制度缺失这个问题。尽管“共和”最终被袁世凯窃取，并有严复、杨度以“君主立宪”为之背书。但是，傅国涌先生在《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》一文中说：当时，“任何一个中国人，只要有能力、有勇气，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，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。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，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。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”、“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，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，无论什么出身，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。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“抵制家乐福”那种情感，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，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——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。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，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。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的休息时间，特别是晚上，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、跟文化有关的事，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”、“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，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。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、关闭报刊的事，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，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。”
   然而，五四举起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两面旗帜，却忽视最重要的“法制”。这可能是中国的传统习惯——从孔子、墨子到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，都热宗于从思想、道德层面阐述各自当下的问题，很少去追问制度上的根本欠缺。这是之所以今天的我们，只记得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所关注的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，而常常忽略了《太平洋》这种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。任何思想问题的阐述描写，即使再迷人、再好，倘若离开了基本人性，便只不过是空中楼阁。虽然它与制度一样抑制或张扬人性、保障人权的共同进步，但是，人的思想总会存在着不确定性，它的可塑性和可变性的隙缝太大了。而制度则是以法律、执法、监督为基础，规范人的行为。不管你想什么，我们要看的是：你做了什么，是不是影响到了他人的利益？或者说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，比如可以做什么、不可以做什么？它一视同仁，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。 

   从思想领域走向文化，对传统的极力推倒，最后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中国的文言文，指责它们难读、难认、难记，这依然脱不了疾病乱投医的樊篱。解放后，开始实行简化字，可也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；相反，简化字更多地成了一个政治符号。
   革命在于推倒从来，逞一时之快，对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；而改良则是在旧的社会秩序中寻找新的途径进行改革，以建立新秩序。这两项主张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。两人的思想观点不同，甚至趋于对立，却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他俩的思想和观点可能被后来者效仿，他俩之间的友谊却鲜见被后来者注重。后来者，常常由于政见不同，非要拼个你死我活，与前人的境界有天壤之别。
   或许用革命这种方式，可以暂时灭掉不同的声音，殊不知，只要有问题存在，不同的声音依然会随时产生。固持己见、不尊重他人思想的存在，势必会走向极端，让火药味愈加浓烈。抗日战争以后，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，最后只能用硝烟弥漫的战争解决，两大集团以彻底打败对手为目的。在炮火中，国民党最终败北并退守台湾。
   晚年的陈独秀有过反省，他的最后见解还是只提出了问题，没有办法提出解决的方法。他以为，若是不实现大众民主，所谓“无产阶级”必然沦流为史达林（即斯大林）式的少数人所有。若不实现民主制，我们不能杜绝下一个史达林的出现。 

   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转折。
   国民党提倡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”，共产党则倡导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思想和“民主”的理念，“为民谋福祉”成为最大的诉求。从所提倡的理念来说，国共两党都算得上伟大的党。
   “正面人物”余则成，看到戴笠借抗战之名为己发财的腐败行径，从而投身为共党做事；而与他一样对自己选择的信仰执着追求的还有李涯，他是余则成最厉害的对手，而且有着共产党员似的强大自律——不嗜酒，不近色，谍战中百折不挠，对党国忠心不二，一心一意为自己的理想、为“尽早结束战争”，为“孩子们将来能过好日子”，而坚持不懈地奋斗。
   《潜伏》中反贪腐不是主旋律，但也在片中一再强调，党国工作人员“不得有二奶”，并宣称要严惩贪腐。不管站长还是戴笠，甚至是余则成自己，都会常常把党国的事业挂在嘴边。而实际上，大多数人说一套做一套，一切以己为先，自己的利益才是终极的目标。要想执权柄的人，嘴里常常吐出“坚守党国利益”、“保持忠孝廉耻”之类的词汇，但真正做到却太难了。或许真的不能乞求官员的言行保持一致，其实古今一个德性，人只要过了理想的冲动期势必就会曝露出真正的人性来，时间和环境总是在造就人。譬如，站长吴敬中的信仰随着国势起伏逐渐退化，从三民主义到利己主义，但他不到关键时刻是不会丢下党国这面旗帜的，因为党国让他有利可图。他有着典型的蜕化变质的心理过程。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余则成抓住站长吴敬中贪腐的弱点取得其信任，为的是更好做潜伏工作，但他却在吴站长贪腐的过程中直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免不了“帮凶”的嫌疑。
   身处乱世又监督不力的情况下，像吴敬中和谢若林这样以金钱为信仰、不拿党国利益当回事的人，是不泛其人的。
   《潜伏》剧中，国党、国府、国军，特别是军统内部的腐败倾轧，为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，最终断送在大陆的大好江山。
   或许蒋委员长和国民党高层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，而是各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气候，任何改革措施总会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、阻挠，上传下不达，贪腐愈演愈烈。凡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，都要以党国的名义和信誉买单背书，使人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进一步发展到对党国的彻底失望，最后到不可收拾的田地。即使蒋经国发狠心在上海“打老虎”，但“老虎”从自家院里钻出来时，他便怎么也打不下去了，只得不痛不痒地玩了敷衍了一回，最后落得一个反腐不力的笑柄。
   这就是制度的缺失病症，是无法靠几个洁身自好的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的。这种偶然，并不是八百万国军输给了共军的小米加步枪，而是国民党自己输给了自己。 

   回顾历史，不禁联想到当下有些干部的作风不正、当下现实社会中的许多“潜规则”，《潜伏》剧中，贪腐成性的“反面人物”吴敬中，其堪称经典的语言和符合历史逻辑的思想行为，也能在黄光案所爆出的系列腐败官员身上看到相似的影子。
   《首富真相》一书叙述了黄光裕的发家敛财史，同时透视了黄光裕如何通过权力寻租为自己的敛财铺开道路，并拷问了那些被黄光裕腐蚀了的官员们。正如张小平先生在书所说：“在2008年底，黄光裕变成了墨黑色。因为被查，关于他的各种传闻纷纷扬扬：涉嫌操纵股价、涉嫌官商勾结、涉嫌非法洗钱、涉嫌违规贷款、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、涉嫌豪赌……‘黑社会老大’这顶大帽子，在他满怀忿懑地抵触了数年后，终于像紧箍咒一样套牢在他头上。”或许，当下社会，黄光裕不应该算大多数，却是“潜伏”法制社会的一个“毒瘤”。
   以前的赖昌星，有能耐把诸多掌权者拉下水，而湛江市的党政干部集体“奇迹”般地自动“跳水“，又说明什么呢？今年，湖南岳阳市公安局副局长、缉毒大队政委、大队长等一干人，为了百万元的利益，竟然策划毒枭“越狱”，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市委记书制订的“不在状态就换人”的考核干部的时候。可能这帮人非常“在状态”地“潜伏”着，瞄准时机狠贪一把，完全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。
   在《首富真相》一书中，并没有把黄光裕的出事归究于道德败坏与世风日下，而是积极探寻制度的缺失。《红楼梦》里有句“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”。我们的干部，虽然都是训练有素，但也保不定日后不贪腐。而英国人早就知道“一个好的制度能使魔鬼变成天使，一个差的制度能使天使变成魔鬼”，张小平先生从黄光裕案中洞察出“任何的道德操手都是短暂的，只有好的制度的设计才能保证长治久安”。
   张小平先生在《首富真相》一书中，对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进行了充分肯定，政府对黄光裕及相关的腐败官员的彻查，也正说明了这一点。今年三月，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副主席发出警世之言，严防某些不法之徒把年轻干部会议当作“潜力股”加以投资，避免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“家奴”，最终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。还有中央高层，直指年轻干部存在着如此弊病：“有的在公开场合显得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背后却和‘兄弟们’吃喝玩乐，乌烟瘴气”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两会前，回答了一位网友的提问，说“反腐是一个长期而严峻的问题，也是人群最关心的问题之一，我们要从制度层面解决”。
   看来，中央将要把惩治打击贪腐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。 

   《首富真相》一书，还能让我们正视当下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的现实。一个国家有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可怕，但可怕的是：一、贫富差距过大，当局没有想实际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差距；二、富者的钱财来得不明不白，或运用特权化公为私，或商官勾结循私舞弊；三、政府与拥有种种资源的机构或人物，都没有真诚地来帮助穷人，反而对穷人采取歧视打压政策，与民争利。
   其实，不管有多少个黄光裕在“潜伏”，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都有能力、有智慧，站在历史的高度，为人民的福祉着想，忧人民之所忧，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，斩断那些不法商人和腐败官员侵蚀社会的利益集团的链条，清除阻挠和谐社会的障碍，让所有的问题摊在阳光下，成为一个具有科学发展观的、健全的“民主与法制”的社会。在这个清澈公正的社会中，“强不执弱、众不劫寡、富不侮贫、贵不傲贱、诈不欺愚”……